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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睁不开眼的妻子,困在了评残系统里丁香 [复制链接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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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ewjoy是福建一所高校的老师。年秋,他的妻子因病,落下了眼睑无法自主抬起的后遗症(症状就是睁不开眼睛)。经过近四年的治疗,尝试了几乎所有的可能,依然没有起色。

他们开始逐渐接受现实,慢慢让「残疾」这个曾经被视为禁忌的词语,走进他们的生活。

当他们专程从外地到北京申办残疾证时,才发现「睁不开」与「看不见」,在评残系统中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标准,这个区分对他们来说,「完全摸不清门道」。

就这样,他的妻子被困在病中,期待着未来医学技术进步的福音,同时,当下又被困在评残系统前。妻子的特殊情况不符合标准,在现有的法律*策范围,也没有其他办法可以「参照适用」。

现实的困境,横亘在了面前。

不是看不见,是睁不开

妻子眼睑抬不起来,已经快四年了。

年10月28日,从她突发重病的那一刻起,我们就陷入了这样一个无解的困局中。

四年前的那个黑色周五下午,妻子突发隐源性脑梗死。几番惊心动魄,一度生命垂危,ICU里躺了一周多。万幸转院还算及时,救治方案得力,加上医生医术高超,方捡回了条命。

而后一切从头开始。坐轮椅,学走路,做康复。到现在,妻子思维能力无碍,手脚基本利索,但留下了严重后遗症:脑梗死致双眼动眼神经麻痹,双眼上睑完全下垂,眼球运动受限,且伴有复视。

不是眼睛看不见,是睁不开。

对于这些,医院神经内科的阳医生,在当时手术前后,就已经告诉我了。之后,妻子因为眼睛的问题,确实曾踩空过楼梯,也曾摔倒在花坛,所幸并无大碍。

睁不开就睁不开吧,总归还能看见。

只是,我们总还是想再试试。

前前后后,抱着最后希望,我俩跑了北京的协和(神经内科)、宣武(神经内科)、同仁(眼肌科、神经眼科),以我们有限的能力和条件,已经穷尽几乎国内最好资源,可妻子的眼睑,依然没有办法自主抬起来。平时,只能用肌内效贴布(胶布)粘着才能正常生活。

打卡般「集齐」医院,想尽各种办法约上全国知名的专家,但能够帮到我们的人,已经不多。

逐渐地,我开始没有底气回答妻子关于「我还能好吗?」的问题。

对于正常人,就是一眨眼的事。现在对我的妻,我的家庭而言,却是遥遥无期。

妻子在病榻上

图源:作者供图

心酸而无奈。有时,我们常想,如果妻子只是困得睁不开眼睛,那该多好。睡一觉起来,睁开眼又是新的一天。如果只是为了不困,才把眼睑用胶布粘着提起来,那该有多好。

生活不会永远慷慨,给予人们选择或重来的机会。

回想起年11月29日,隆冬的北京,医院的诊室里,大夫说,眼睑抬不起来,他们也没办法。

然后在病历本上写下了最后的「宣判」结果。

起初,我们满怀期待,千里迢迢从厦门飞到北京,就是抱着最后一线希望,想着国内最好的眼科大夫给看看,有没有可能通过手术矫正的方式帮助妻子把眼睑提拉起来?

要是能做手术,就算砸锅卖铁,我也想帮妻子更好地睁开眼睛,让她看看这个已是「重新来过」的世界。

然而,现实如此吝啬,没有给我砸锅卖铁的机会,得到的只是一句「没办法」。

面对病历上短短的四个字「解释、随诊」,我和妻子都沉默了。

医院的诊断。最下面两个词「解释」「随诊」

图源:作者供图

「只有先自主抬起来,下一步才是有无手术矫正的可能。」

看来,妻子面临的问题,不是个医疗问题,而是医疗进步的问题。

现阶段,无解。

医院门诊大厅,人声嘈杂,各地方言和口音交错。他们同我们一样,从外地慕名而来,各怀希望或绝望。

医院大门,抬头望见医院外,崇文门地铁站西面的那一排楼房。

在其中一间小小的次卧,我和妻子在北京时,也曾短暂租住过几年。那时,她在街道办,我在读博士。

医院外,能看见曾经租住的小区

图源:作者供图

记得当时的周末,我俩买茴香包饺子,买羊肉涮火锅,条件简陋却难掩开心,觉得人间的平凡与美好也大抵如此。看不见星星的夜里,从那扇小小的窗户朝下望,旁边新侨饭店的招牌特别闪亮。

据说里面饭菜不错,就是有点贵,直到我毕业、离开北京、妻子辞职随我南下福建,我们也没有机会进去大快朵颐。

印象中,饭店旁的医院,排队的人总是很多,没想到若干年后,我们也成为了排队大*的一员。

一时间,恍若隔世。

残疾证?

几次进京看病,带着希望去,抱着遗憾回。

离京返闽,生活还要继续。

得病前,妻子同任何一个爱美的女孩一样,早上化妆,睡前卸妆。现在,隔离霜变成了胶布。

容貌的改变在所难免。得病后妻子第一次照镜子,便哭成了泪人。后来,化妆品就再也没有出现在她的购物车里。

电影中的搞笑情节,成了妻子的日常

图源:网络截图

变化不止这些。

有次坐电梯,不常见面的邻居小孩怯生生躲在了父母身后,我们才意识到,好像要做点什么,以免出门时打扰到别人。我也才知道「盯看」(Staring)对特定人群来说意味着什么。

医院丁医生的专家建议后,妻子出门时「升级」了装备,开始戴墨镜和帽子。

白天还好,厦门的夏季总比其他地方漫长,最初几次,妻子买菜回来,还被学校门卫当作游客拦在了门外。

只是晚上,特别是在冬天,妻子的这套装备,就略显违和了。

与此同时,我们身边也开始出现一些声音。

比如,妻子单位建议,是不是考虑办个残疾证?此前,曾在基层从事民*工作的母亲,也催促我,治也治了这么久了,没什么起色,是不是办一个?

母亲说,「有些可以享受的助残*策,你自己不去办,谁给你办?」

我嘴上满口答应,心中却下不了决心。虽然在妻子患病初期,我就开始做心理建设,要尝试接纳她可能残废的现实,并与她一道争取「残而不废」。

但人吶,总是贪心的。

躺着的比死了的幸运,能走的又比躺着的幸运······

我们可能一直跨不过心里的那道坎——是的,妻子变残了。

和妻子与女儿一起看电影

图源:作者供图

对五岁的女儿来说,是更具体的疑问:为什么妈妈一直要戴墨镜和帽子,为什么每天起来第一件事是粘胶布?

这些答案,可能等她长大点才会明白。

残疾,成为了我们家的禁忌。

就像「拔河」,对我家来说,是另一个禁忌——

四年前的那个周五,妻子去参加单位组织的拔河比赛,是手握绳子最后的部分,在活动的新闻报道中都看不到的位置。

没想到,妻子拔完后就吐了,感觉有些不适。最初没在意,下班回家做饭、奶娃、哄娃。之后,在洗澡时突然晕倒在地,不省人事,突发脑梗死,*门关上走一遭。

再后来,妻子就成了现在的样子。

挂号难于「上青天」

今年春节前后,妻子单位让办「残疾证」的建议,无形中成为了我们下定决心,接受现实的一个契机。

因妻子户口还在北京,我们开始着手进京评残。

平心而论,单位对刚刚入职不久就突发重疾的妻子,已经非常人道和厚待。更不得不提的,也是千恩万谢的一点,医院。发病当晚,幸有单位领导和同事关心帮助,妻子方捡回一命。

年初,受疫情防控影响,进出北京不易,办证的事儿,暂时搁浅。

等到防疫*策相对宽松,我却发现,就算是预约评残挂号,也一如既往地难于上青天。

医院,医院一个号「死磕」。

不断的摸索,不断的尝试,等来的总是秒没的状态。

但总体来说,心态还不算崩掉。因为有前几次进京求医的经历,我们也深知,异地挂号的难度不亚于春运抢票。

和妻子在医院中席地而坐

图源:作者供图

例如,年,厦门的医生推医院求诊。一来赴京带妻子求治脑梗死所带来的肌张力障碍问题,二来也想就她的病因向全中国最好的大夫问个明白。

当所有的挂号途径全部试过之后,协和的专家号也是挂了昂贵的「国际医疗部」方才成行。

后来我看到一篇报道才明白,就这,也得感谢网络号贩子的「不杀之恩」了。

报道说,有的地方,一个专家号被号贩子加价,黑,实在是黑。

现在还记得,当时在协和国际医疗部,初步诊断后,专家建议做一个基因检测,但当天安排不了,让周一再去找她。我们立马答应下来的同时,也暗自庆幸,还好没那么着急买回去的票。

周一,我们很早就到了候诊的地方,一打听才明白,原来医生说的找她,不是直接敲门说,「大夫上周您让我来的······」也要排队挂号,行话叫「加号」。

队伍前面的一北京老太太看了我一眼,说:「小伙子你们外地过来的吧,一看就没什么经验。」

「我给你说我都在这看多少回了,挂不上号我就直接奔这来,运气好就能加上,运气不行也得下次来。我给你说,你别看我在北京,我得倒三四回公交呢,我容易吗我?」

「对了,你们从哪来啊?要坐飞机吗?哦,厦门啊,你们那地儿这病治得了吗?」

我们应承着,心想,「可千万别到老太太您这就没号了,我们恰好轮空了,千万别······」

谢天谢地,出来一个年轻医生(应该是专家的助手),发给我们一张小纸条,总算是加上号了。

18医院就诊

图源:作者供图

从8点一直等到12点,进去两三分钟开好检查单,就下一位了。

妻子也挤出一个苦笑,「这国际医疗部的1号,和门诊部的36号还是有差别的嘛。」

候诊过程中,有一位单眼眼睑下垂的外地老太太,迟疑了半天,上前用河南话问妻子:「闺女,恁这毛病有多久了啊?哎呀,我这毛病都快二十多年了,到处看也不中啊,这次俺儿子非得让俺上北京来看看······」

攀谈时,她的儿子去缴费了。我注意到,她身上的衣裳格外整洁,跟她的淡淡苦笑似乎不搭。

唉,哪个外地普通患者到北京看病不是起早贪黑,不是心存希望,不是像烙饼一样,被疾病这口铁锅反复煎来煎去又翻来翻去?

这一次,我在某挂号系统上填写注册资料时,有一个选项是:是否专程到北京看病,那种感恩戴德的心情,实在是溢于言表。感觉终于被人理解的我,毫不犹豫地勾选了,「是」。

然而,我还是被现实无情拷打了。

号还是挂不上,专程进京看病,不是让人怜悯的「加分项」,它只是个「陈述项」。

「完美的计划」

回到现实。

谢天谢地,几番周折,我们总算是挂上了评定号。

一打听,出于避嫌考虑,医院要求,开具近期诊断证明(含当前的矫正视力检查结果)的医院,必须不是同一家。

也就是说,还得再挂一个号。于是我又马不停蹄地挂检查号。

评残系统上对此倒也没特别的要求,医院医院就行。

我想着北京太大,办事不便,选了离此行落脚宾馆最医院(挂号系医院)。

宾馆也是精心挑选过的,不太贵,离地铁很近,方便出行。

一切准备就绪,根据就诊的时间查了机票。

还算不贵,可以接受。

妻子思女心切,想早点返厦,于是计划在北京评定完,当天就直接飞回来。这次北京之行,满打满算三天时间。毕竟出门在外,处处都需花销。

唯一纠结的是,我已经开学,有课要上,不宜请假。女儿就读的幼儿园,因疫情原因,原则上也不允许学生离开厦门。

只能让妻子先飞老家,由岳父陪同前去。妻子老家坐动车到北京,最快2个小时。办完事情之后,岳父返回老家,妻子返回厦门。岳父早年跑过销售,见过世面,也算安心。

出发前,我还煞有介事地给妻子做了一张行程表。大字体打印,一式两份,随身携带,丢一份也没关系。去哪?怎么去?找谁?办什么?预约号多少?何时取号等等。事无巨细,自感完美。

反正又不是第一次去北京看病了。都有经验了。

妻也没说什么。

妻子出发前,我给她做的行程安排表

图源:作者供图

就是临行前的一个午后,有个小插曲。

妻子洗着洗着碗,突然放声大哭起来。

原来她把北京「健康宝」截图放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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